中医谣言何时休？——略评张鸣《梁启超和胡适的“医疗事件”》
11 08 2007年一、他说梁启超的医疗事故“在梁启超的坚持下，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，直到很久以后，才被披露出来”。其实在梁启超出院仅一个多月，其弟梁仲策即在《晨报副刊》发表《病院笔记》披露这个“事故”，引起轩然大波，“正人君子”陈西滢、徐志摩之流借此攻击西医、吹捧中医，梁启超为此发表了声明《我的病与协和医院》，为协和医院辩护，鲁迅在当年也在《马上日记》一文中就此事讽刺过“正人君子”。参见张建伟《梁启超的“病”与“死”》（2006-05-24中国青年报）。
二，他说鲁迅是根据个体体验反对中医，也是因为对鲁迅著作的陌生而对鲁迅的污蔑，我以前已在《鲁迅晚年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吗？》（《同舟共进》2007年第4期）中剖析过：“其实鲁迅在《〈呐喊〉自序》中说得明明白白，他对中医的这个著名论断（即“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”），是在新学堂接触到现代医学，与中医进行比较之后，理性思考的结果……”在此不赘。
三、他说中医治好了胡适的肾炎，胡适却不愿承认，这根据的是中医的谣言。此事祖述宪教授在《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》一文中已有详细的剖析，我在《批评中医》有一节据之做了概述。
这位政治教授以前还有一句“名言”：今天如果还有人要废止中医的话，“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，也只当是酒后胡言”。我们就当此人的这些文章是酒后胡言吧。这些惯于酒后乱言的政治教授不知哪来的勇气也要批“科学主义”。“科学主义”总比要“造谣主义”、“胡言主义”要好吧。
以下摘自方舟子著《批评中医》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中医治愈过胡适的糖尿病或肾炎吗？
（注释：资料引自祖述宪《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》，《中国科技史料》2001年，第22卷第1期，11-25页。）
一些回忆胡适的书和胡适传记认为，名中医陆仲安治好过胡适的病，因而胡适相信中医药。据说胡适得的是糖尿病和慢性肾炎等现代医学至今难以治愈的疾病，却被在中医界被推崇为“医道精深”的“太老师”的陆仲安奇迹般地治好了。“太老师”的追随者把胡适的就医经过讲得活灵活现：“1920年11月18日，胡适因久患糖尿病，兼有慢性肾炎合并心脏性水肿，被诊治已久，胡氏心悦诚服、死心塌地的协和医院，宣判为‘死刑’，词曰‘无法挽救，速备后事’。
”他“以为‘劫数难逃’”，“遑急万状，家人惊慌无计，连颇有名望的西医好友也支持协和医院的诊断”，劝试中医。为了不致
“坐以待毙”，经“劝导再三，胡适遂勉强从之。中医至，（指陆仲安）诊毕，曰‘此易事尔，饮我此药如不愈，惟我是问。’胡服后，即见转机，后竟霍然而愈”。
实际上，胡适在生前已几次辟谣。1958年，胡适致余复洋的信中否认中医的误传，说：“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，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。”1961年他郑重声明：“在三十多年前（即1920年），我曾有小病，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，疑是慢性肾脏炎，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。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，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。我并未患过此病。贵友说我有秘方可以治此症，此说全无根据。”又说：“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，为中药治好，——其实都不足信。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似尚未有特效药。”
根据胡适在1921年3月30日所作的《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》一文和胡适日记的记载，胡适在1920年间的确曾经请陆仲安看过病，吃过陆仲安开的以黄芪、党参为主的中药。但是他得的绝非糖尿病，据《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》一文：“我自去年秋间得病，我的朋友学西医的，或说是心脏病，或说是肾脏炎……”并未确诊，胡适后来认为是误诊。1922年胡适病情复发时，曾到北平协和医院检查，专家认为他可能得了结节性红斑，这是一种临床综合征，表现为下肢伸面皮肤的疼痛性结节，可伴有关节疼痛和发热，一般自发消退，但易复发。病因可能与药物过敏、结节病和感染有关。胡适在找陆仲安诊治前已病了二个多月，加上连服陆的中药三个月零三天病才好了，总共大约半年时间。因此，没有理由把胡适的病愈归功于陆的治疗，更可能是自愈。由于名人胡适生了一次“小病”，造成一服黄芪、党参为主的中药方治好了心脏病、糖尿病和慢性肾炎等三种难治之症的讹传，成就了一位名中医，该药方也载入了中医史册，不断被人提起。
胡适当时还对中医缺乏认识，对陆仲安颇为感激，但是很快他对陆仲安的态度就起了变化。在他1922-1923年生病的日记中，只有一处陆仲安把肛瘘误作痔疮的纪录。1925年，孙中山先生患肝癌晚期，协和医院治疗无效。鉴于陆仲安为胡适治病的名声，有人推荐让陆去试试，但恐中山先生拒绝，乃推李石曾请胡适前去进言。初胡适托辞不就，后因众人挽救国父心切，他不得不前往。开始中山先生婉拒，胡适考虑到陆已在侧，只是说
“不妨一试，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。”这说明他对陆仲安并无信心。
胡适请中医治病是他年轻（30岁）时候的事。后来胡适对中医一直持批评、否定态度。上个世纪30年代关于中医问题论争中，傅斯年连续发表了二篇激烈抨击中医的文章《所谓“国医”》、《再论所谓国医》，胡适对其表示支持。1935年，胡适在为《人与医学》中译本写的序言中说，看这本书“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，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‘国医’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。”“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‘国医学’，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。”他还认为，不仅每个医学生应该读那本《人与医学》，而且“不学医的‘凡人’，也应该读一读这本书。……因为我们实在太缺乏新医学的常识了。我们至今还保留着的许多传统的信仰和习惯，平时往往使我们不爱护身体，不讲求卫生，有病时往往使我们胡乱投医吃药，甚至于使我们信任那些不曾脱离巫术的方法，甚至于使我们反对科学的医学。”1936年，在悼念丁文江的文章中，胡适又自称是“信仰提倡新医学的人”。【插图说明：胡适说：“我们信仰提倡新医学的人应该作更大的努力，不但要注意设备的最新最完善，特别要注意医学校的教育和训练，要更严格的训练医学生，更加深他们的科学态度与习惯，要加强他们的责任心与一丝一毫不可忽略苟且的科学精神。——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！”】
附：
梁启超和胡适的“医疗事件”
张鸣
人们对某一事务或者某个人群的判断，往往受自身经验的影响。上某个机关办事，受到冷遇，从此对这类机关都没好印象，被某个地方的人坑了，也会导致对这个地方的所有人，都失去了信任。生病找了中医，治好了就一辈子笃信，如果摊上是西医，治好了，也一辈子笃信，甚至爱屋及乌。前些年研究晚清教案的时候，发现很多人入基督教，往往是碰巧生病被传教士医生治好但缘故，入教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，入教之后也不甚了了，但对教会的虔诚，却至死不渝。不过，有两个大大有名的人，却不是这样，一个是梁启超，一个是胡适。
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1920年代末死于协和医院一次失败的手术，当时梁启超身患肾疾，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，结果导致不治。这个医疗事故，在梁启超的坚持下，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，直到很久以后，才被披露出来。在此之前，胡适先生也生过一场不小的病，巧的很，也是肾炎，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，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，几付药下去，居然治好了。奇怪的是，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，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写了文章，简单提到过，然后就开始含糊其辞，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，那篇文章也不收进《胡适文存》，到了晚年，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，矢口否认。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先生，大惑不解，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，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。（参见罗尔纲《师门五年记．胡适琐记》）
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，一个被中医治好了，也不肯声张，疗效虽殊，但用心却一，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，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。一个不惜以身相殉，一个不怕背上负义之名，就西医而言，委实令人感动。无论后人对此有何评价，二人此举，毕竟标志着他们是有信念之人，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遭际，就放弃或者怀疑自己的信念。
不用说，他们的信念是科学主义。尽管二位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和训练，研究的对象，也不过是中国自家老店里的旧货色，梁启超只是自己看了几本粗浅的科学启蒙书籍，胡适到美国留学，开始学农学，被一个苹果难倒，随即转成哲学了，但他们对科学的信念，却坚定得令人咋舌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那个时代大部分提倡西学的人，骨子里都是科学主义者，认可西学，就是因为里面有科学的道理，而这个道理，恰是具有验效而且能征服国人的。1920年代著名所谓科学和玄学论战，其实所谓的“玄学”未必没有一点道理，却被一边倒地批倒批臭，将之混同于扶箕、请神之类的迷信，科学主义在学界高奏胜利凯歌。其中，虽说梁启超先生，鉴于一次大战之后，欧洲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，思想有所回归，但科学主义的虔诚，却依然没能因此而动摇，原因很简单，他毕竟是中国比较早震撼于西方先进科技成果，进而追求维新之人。
尽管在今天看来，科学主义并不那么令人信服，但就当时的情景而言，他们对西医的维护，确有道理。在1920年代，虽然科学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出来说半个不字，但西医在中国还处在幼苗阶段，诺大的国家，四亿多人口，像样的西医，满打满算，也不足万人，系统受过教育的中国医生更是少的可怜。梁启超的手术事故，的确是某个西医的错，但并不代表整个西医体系全错了，尽管这个错发生在中国顶尖的协和医院，也并不奇怪。中医治好了胡适西医治不好的病，也不代表整体上西医不如中医。现代的医疗卫生防疫体系，主要得依赖西医，才能建立起来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尽管这两位大学者不会以个体案例否定全体，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，却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的习惯，恰好这两个案例，又发生在这样两个酷爱科学，推崇西医的大名人头上，如果炒作出来，其影响所及，给西医造成的麻烦，肯定是难以预料的。反过来，中医也一样会有失误和事故，甚至草菅人命的胡治，如果概率计算，中医出的问题肯定更多，翻一下过去的笔记，这种虎狼之医的记载，还是很多的，如鲁迅先生那种个体体验，拿破鼓皮和墨水来治病的中医，实在不乏其人，所以，单就一个方面的个体事件来说事，肯定是不够公平的。
不过，历史走到今天，中西医的位置已经倒过来了，显然是具有宝贵价值的中医，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，如果今天的人们，还跟当年的梁启超和胡适一样，恐怕这二人死后有知，也未必会赞同的。
